重庆和广东，关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争论，看上去似乎关乎一个中国的未来。然而，翻开最近的西方经济学历史，不难发现，“蛋糕论”的经济学思考已经进入更深层面。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把博弈论引入“机制设计”，对中央计划者存在的意义做了新的诠释。他认为，我们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命令人们去怎么做，而是设计好一个机制。
当人们争论“做蛋糕”、“分蛋糕”，而忽视这两个口语化的经济学术语背后，本质上是“效率”、“公平”这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人们对社会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解处于一种什么水平。
今天的中国，正在产生一种思考诉求，这种思考诉求，简单说就是论证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独特性。这种可能的独特性试图把中国与西方——被认为是与中国在文化和文明上迥异——严格区别开来。
在古人类学界，尽管在中国国内已经有一批古人类学家倾向于接受，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一样，中国人在人类起源学领域并无特殊之处，但在中国仍存在一批古人类学家，他们试图证明在中国所及地域内，古人类起源是一个独立完成的进程，换句话说，中国人的人种起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种起源完全不同。
这或许可能是一个真实。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学术情绪正在感染着不同的学术领域。在新浪微博上，可以时常看到突破西方经济学藩篱的一种说法。
回顾西方经济学历史，的确，无论在任何时候，经济学领域都不存在一部圣经或几部圣经的情形。在西方经济学史上，一代代经济学人所做的恰恰就是冲破藩篱的努力。
然而，在同样的学术史上，东方——或者说非西方国家——在相同领域所做的工作却与此迥异。
前苏联的李森科主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俄罗斯生物学家米丘林的生物学思想，现在可能仍然是生物学界继续争议的话题，然而，到了李森科主义那里，米丘林已经主要不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而存在。
20世纪20、30年代乃至到50、60年代，在苏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个必须加以认真甄别的事物。在科学界也是如此。
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召开了“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 “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
其实， 这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表象。更深层面上，这更是一种非西方学术研究自卑的一种反抗。李森科们对抗的，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物学，而是自身的学术自卑。
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政治景象。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开花结果，并非是在西方，而是主要在非西方国家。（尽管人们在定位俄罗斯是否是一个西方国家的问题上可能存在矛盾看法，但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的非西方性是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
这些非西方国家，为什么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其外在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特性。缺乏逻辑思维的东方，因而很容易认为，具有反资本主义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西方文化或反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
非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滞后于西方的历史事实，给这些非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种对抗西方的仇恨和自卑情结。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明确宣布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西方——不过是历史发展中一个过渡性环节，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明确揭示，西方资本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是共产主义，那么比西方更早步入共产主义社会，无疑将是对西方的彻底胜利。
这种潜意识的复仇文化心态， 长期以来左右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西方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1980年代以来，一方面，中国借助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取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从官方到民间，仍然存在反西方市场言论。
尽管在西方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情绪有时表现得异常激烈，但是这是一种与非西方国家反西方市场大相迥异的情形。
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反对西方是一种历史宿命。这种反对的边界，模糊不清。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气候有着微妙联系。
然而，如果回到一些非西方国家反西方的理论立场——马克思主义考察，人们将会泄气地发现，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个反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充分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给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他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用今天话语说,就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开拓了全球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开拓的这个全球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阻抗他，还是顺应并发展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到：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当各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成为世界性的“公共的财产”，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所做的，并不是逆转这种已经不可能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也不是逆转这“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而是要让“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更快地消失。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无论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却并不是反西方的，相反，他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取得东西作为其思想和行动的全部起点！
